儒商文化的起源：先秦—儒商文化的奠基

要认识一个事物，就应当了解它的历史，弄清它的来龙去脉。儒商文化的历史与儒商的历史是相关联的。儒商产生于先秦，成长于中古，成熟于近代，变革于现代，延绵两千多年，几乎与儒家形成的历史一样长。由于儒商文化是儒商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文化形态，儒商文化的历史理应稍后且紧随于儒商的历史。因此，儒商文化的源流脉络是：儒商文化奠基于先秦，形成于中古，发展于近代，创新于现代。

先秦—儒商文化的奠基

先秦是儒商的形成期。旧时，商人们流行在自己店铺的门口或堂内悬挂诸如“陶朱事业，端木生涯”，“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推子贡贤”的匾额对联。陶朱、子贡指的就是人称“商业之神”的范蠡和儒商鼻祖的端木赐。以范蠡、端木赐为代biao的先秦儒商，就是儒商文化的奠基人。

儒商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是“百家争鸣”的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和商家。早在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,就有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的理念，这是诸子百家中萌发儒商文化的共同基础。有史料记载的具有较为丰富思想观点的商家的早代biao是计然，尔后有范蠡、白圭等。这些商家人物的思想，在伦理道德观上与儒家是相通的，其中，范蠡的思想中就初步反映出了儒家与商家的交汇。而孔子的门徒子贡（端木赐），则完成了儒家与商家的思想融合，是儒商正式产生的主要代biao。先秦儒家文化与商家文化初步融合，成为儒商文化的基础。

一、儒商之神范蠡

先秦时期“百家争鸣”中的商家，其出现的年代大致与农家一样久远，甚至早于儒、道、法、墨、兵诸家。有名的商家人物是春秋末期的范蠡，他被认为是中国的“商神”“商圣”“商祖”。由于他的思想和行为与儒家的思想倾向有一致的地方且小孔子15岁，我们也可以认定范蠡为早的儒商。

二、儒商鼻祖子贡

子贡（公元前520年一公元前456年），春秋末期卫国黎地（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）人，复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。他小孔子 31岁，是孔子的得意门生“七十二贤”和“孔门十哲之一。孔子赞许他是“瑚琏之器（瑚琏指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，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zheng才能的人），有“举一反三的聪明智慧，办事通达。子贡有杰出的从政和外交才华，曾什于卫、鲁，游说齐、吴等国，闻名于诸侯。司马迁甚至说他在十年之内参与改变了五国的命运:保全鲁国，乱了齐国，灭了吴国，强了晋国，使越国称霸。而子贡在历史上被称道的，是他经商的才华。他原为商人，拜师孔子门下后仍然继续经商。他经商的技巧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，因而财源滚滚，富可敌国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:孔子的门徒中“七十子之徒赐为饶益”。

子贡晚年居齐，直至终老。唐玄宗时被追封为“黎侯”，北宋真宗时加封为“黎阳公”，明嘉靖时改称“先贤端木子”。由于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,得儒家真传;又有丰富的经商实践,他经商致富，是其运用儒家理念、结合经济规律和经商技巧的结果，且与范蠡相比，子贡虽比范蠡年少，经商却更早，因此,子贡不仅与范蠡一样也是中国的商业鼻祖，而且是先秦相当有完全意义的儒商，是历史上儒商群体终形成的标志。

三、儒商的萌芽时期

《盐铁论·贫富》中记载:“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，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。富者交焉，贫者赡焉。故上自人君，下及布衣之士，莫不戴其德，称其仁。”这段话充分说明，在儒商文化的奠基者那里，就已经具备了儒商的基本特点。

（1）以智经商。在先秦儒商那里，经商做买卖是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，商战智慧使他们功成名就。商业鼻祖范蠡虽出身贫寒，但聪敏睿智。他靠“计然之策”而致富。计然，春秋时期宋国葵邱濮上（今河南省商丘民权县）人。计然博学聪颖，曾南游至越，受当时困于会稽山上的越王勾践的礼遇而得到任用，并成为范蠡的老师。据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，计然有十分丰富的商家思想，是商家的代表人物。他的经商计策被称为“计然之策”，主要保留在范蠡的著述中，被范蠡和后代商家所推崇和继承。范蠡继承和发展了“计然之策”，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阐明了商业就是互通有无的本质。他说:“越国善蚕桑、齐国善耕锄、秦国善冶炼、赵国善土木，各国有各国的长处，经商就是促成各国交流。”范蠡主张“农末兼营”“劝农桑，务积谷”，“务完物、无息币”，“夏则资皮，冬则资绣,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以待乏也”,以“平粜各物，关市不乏为“治国之道”。他应用“计然之策”，通“万货之情”，知“积著之理”，贱买贵卖，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成为“财神”和“商业之神”

儒商的鼻祖子贡也智慧超群，集演说技巧、外交能力和经商之道于一身,尤其在经营理财方面有着的天赋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孔子之言曰:“赐不受命,而货殖焉,亿则屡中。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亦载:“子贡好废举，与时转货资……家累千金。这说明子贡有突出的商业预测能力，能够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，从中获利，以成巨富。

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早的儒商之一。他认为应当“乐观时变”，即按照天文气候来预测农业的丰歉，以决定谷物、蚕茧、丝漆等农产品贱买贵卖的时机,提出“人弃我取,人取我与的经营准则。司马迁赞誉他说:“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。

（2）以德经商。上面介绍的先秦儒商经商致富的方式,主要是依靠无损于民的商业技巧，而不是损人利已，这就是以德经商的基本要求，也是儒商文化相当有本质的特征。先秦儒商不仅以道德理性精神经商,而且,在致富之后并不是为富不仁,而是仗义疏财，急公好义，扶困济贫。范蠡就在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”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。但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薄,“三致千金”后,每次都散尽私财给老百姓,所以，他被时人誉为“富好行其德者”。自古至今，历史学、经济学等学术界对范蠡都有很高的评价。

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，有着极高的德行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载,子贡问孔子: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孔子回答说:“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”可见,子贡具有或推崇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，这句话是后儒们进行“治国平天下”外王事业的座右铭，也是儒家经济伦理的重要论断。《论语·学而》还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次谈话:“子贡曰:'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?’孔子曰:'可也，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这说明,子贡具有或推崇“富而无骄的品格。的确,子贡虽然富可敌国,但却是很谦逊的。《论语·子张》记载，鲁大夫叔孙武子在朝廷上公开说:“子贡贤于仲尼。子服景伯把此话转告给子贡，子贡反复解释自己远远不及其师孔子，以至于有个名叫陈子禽的人说子贡对老师太恭敬谦虚了从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的白圭的思想来看，他也具备了儒商以道德经商的特点。他在魏文侯时,曾一度任相,主张减轻税敛，“二十而取一”。又兴办水利，建筑堤防。这说明他注重国计民生，体恤百姓，努力减轻人民负担。他说:作为一个商人，应当“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”。这又说明他在生活上崇尚俭朴，在事业上吃苦耐劳而且能够与仆人平等相待，同甘共苦。

（3）儒商结合。在先秦，儒、道、法、兵、墨、农、商诸家刚刚问世不久，佛禅尚未传入中国，但商家与其他并行而立的诸家已经开始了融合。上面已经提到，子贡是孔子的弟子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应当得到了子贡的资助，“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”子贡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商。先秦也有商家应用法家、兵家甚至道家的计策发家致富。如早在战国时期，白圭就在中国历史上早提出“商战”说，把自己经商比作吕尚谋略、孙子用兵和商鞅崇法。他就是应用法家、兵家思想进行商业活动的“儒商本书在前面已经说明,应用儒家思想从事经济活动是“纯儒商应用中国文化的其他流派的思想指导经济活动的，可称为“准儒商”。在先秦，子贡可说是“纯儒商”的代biao，白圭可说是“准儒商”的代biao。